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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秋燕:铜鼓文化与稻作文化交融共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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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地区的一种打击乐器。击鼓而舞,伴舞而生。千百年来,铜鼓与河池各民族生活紧密联系,形成了独特的铜鼓文化。本期访谈,我们专访了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历史研究部副主任、广西民族博物馆铜鼓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秘书长、法定代表人陆秋燕,畅谈铜鼓文化与稻作文化的内在关联。 记者:陆博士,请您简单谈一谈铜鼓文化与稻作文化有哪些丰富的文化关联? 陆秋燕:铜鼓与稻作文化具有密切关系。铜鼓诞生以后,农业生产,尤其是稻作农业生产的主题便贯穿着铜鼓的使用功能、使用习俗和内在精神含义。 首先,从铜鼓的起源来看,关于铜鼓的起源,目前学界共识是起源于铜釜。釜是一种炊具,用于烹煮食物。炊具与谷物的联系恐怕是铜鼓产生过程中与稻作农业产生的最早关联。 而从铜鼓的功用来看,祭祀是铜鼓的一个重要功能。祈雨、祈年、庆丰是铜鼓祭祀活动的最主要诉求。根据出土资料显示,云南石寨山汉墓出土的铜鼓形贮贝器上,便有表现春耕、播种和祈年仪式的微塑场景和镌刻图案,场景中的人物或肩荷铜锄、手持谷篮,或头顶箩筐、手持点播棒等稻作生产工具。石寨山型铜鼓鼓胸的船纹中有一类属竞渡船纹,船首、船尾以鸟为饰,又被称为“鸟舟”。竞渡是水上祭祀用以娱神娱人的重要活动,祭祀目的便是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直到现在,在铜鼓习俗流传的地区,铜鼓在重要的农业生产祭祀活动中仍然居于核心地位。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壮族蚂娊⢀�쥏觧सꢀ쨛饩樊⢀�쩝⨛騊⢀�襣力꩝⨛饏륁ꢀ쨚Ⱗꅢݯ쉯쌤ꎦ鴦襨ꂦ쟩紤辨ጯ쌥綤耤誦숤鋤酯쌤꺤묩ڨ龨뙣g孨뙥⌨ᬨ뙧퉩ꆩ獤몥쏯쌧坦俩㎨é먩ảdꔨ谧黣d꺧圥鳥dꋤ蚦쉦萣¦씥叩㜩쓯쌦诩풨뙨ꂨ䯧鿥狧눧ꄩ獨恦以ꨣ¨䵥瞥胤珣f뇦Ⴄꤧ匧ꄥ흦珨쉨ᨧ耥鴦襨գe䏨أg狦䶣e䇨է퉥木զ以ꨧꄨ螨鈥〈㜩쓨ï쌦萤耥嗥崨̤谥ꄧ軤휥朤蚧孧倧伤몣¼/p> 其次,从铜鼓的纹饰来看,铜鼓常见的装饰母题如太阳纹、鸟纹、云纹、雷纹等都被认为与稻作农业息息相关。如绝大部分铜鼓鼓面中央都会出现的太阳纹,与外晕绕日飞翔的翔鹭纹、鼓胸鼓腰上的羽人纹一道,构成了一幅恢宏壮丽的“祭日祈年”图景。这样的祭日场景在左江花山岩画中也多有体现。 北流型铜鼓上遍布鼓面、鼓身的云雷纹,更是对“风调雨顺”的稻作农业愿景的直观表达。云雷纹铜鼓常见于多雷雨的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地区,是上述地区云雷崇拜的反映。古人对雷电所产生的强大威力怀有敬畏之心,到处设祠立庙祭祀雷神,以消除灾祸,获得雷神庇佑。多面铜鼓一起敲击,其声与“轰隆隆”的雷声多有相似,民间便有雷公使用铜鼓的传说。这些传说使得云雷纹铜鼓的铸造有了族群心理依据。 牛也是铜鼓上常见的一种纹饰。较早期的铜鼓如石寨山型就有椎牛(砍牛)祭祀的描绘,广西河池南丹的砍牛送葬即是这种流传千年的祭祀习俗的保留。牛是古代稻作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畜力,象征着财富。冷水冲型铜鼓鼓面上、灵山型铜鼓鼓足和鼓腔内壁也常见牛塑像。牛的形象多样,有单牛(如峰牛)立饰,也有牛拉撬、人驱牛耕、人驭牛、牧牛等生产场景。广西民族博物馆馆藏103号鼓鼓面的牛拉撬塑像,其牛的牛角硕大上弯,四肢粗壮、长尾下垂,是水牛形象。牛身两侧有辕、有轭,双辕后端横杠上有一耧架,上置一只敞口大篓,篓底有一小圆孔。牛身上停着一对小鸟。整组塑像充满浓郁的田园生活气息。 到了较晚期的铜鼓,如麻江型,稻作生产主题的纹饰更为丰富多样。在一些麻江型铜鼓鼓面背后,可看到似是随手绘制的单线勾画图案,这些图案反映了当时现实社会的各种民俗活动,因此被称为“风俗画”。鼓背绘有“祈年图”的铜鼓至今已发现10余面。如闻宥《古铜鼓图录》收录的第二十一鼓、融水民间收藏的小铜鼓鼓背的祈年图,图中有禾晾、谷仓、鱼塘、家畜、凉亭和集体舞蹈的人群,展现了“祈年祭祀”的丰富图景。农耕生活场景也是麻江型铜鼓常见的装饰主题,如荷耙人、家禽、家畜、牛耕、十二生肖等,呈现出一派田园牧歌的生活图景。 最后,从铜鼓文化的流传区域来看,如果将铜鼓文化传播和分布的区域画作一个圈,则铜鼓文化圈与稻作文化圈是重合的。我们知道,铜鼓文化流传和分布于我国南方,如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四川、湖南、湖北等省份,以及东南亚越南、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上述地区也是稻作文化传统深远的区域。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族群,如古代滇濮人、骆越人、乌浒、俚僚、俍、僮、都掌蛮、仲家、苗等族群,以及现代的壮、瑶、苗、彝、布依、水、毛南,东南亚的克伦、克木、倮倮、傣、普剽、芒等,都是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民族。当然铜鼓文化圈并非等同于已发现的所有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铜鼓文化的内涵也在传播过程中与原有文化不断产生碰撞和融合,呈现出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文化形态。
陆秋燕用手持荧光能谱仪检测铜鼓表面金属成分。 记者: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稻作文化是铜鼓文化产生的人文背景和物质基础? 陆秋燕:稻作文化是铜鼓文化产生的人文背景。一、稻作农业生活为铜鼓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内在精神需求。古代农耕社会,作物的生产收成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人们自身的生存和健康也常常被认为与超自然力量有关,在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的时代,人们渴望获得神灵的庇护,远离灾祸和病痛。铜鼓从铜釜脱胎为乐器后,很快与祭祀乐舞产生了联系,并成为祭祀活动中的主角。作为一种青铜礼乐器,其身铜铸,经久不坏;其形庄重,神秘威严;其声洪亮,直冲云霄。在宏大庄严的祭祀场景中,伴随着羽冠羽裙的舞者们充满感染力的舞蹈,人们很容易认为悠远凝重的鼓声能够将他们的祈求送达天听,让神灵感受到他们的诚意,从而获得幸福感和安全感。二、稻作农业文化为铜鼓的装饰艺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元素。正如前文所述,铜鼓的装饰母题大量与农业生产生活相关,通过展现稻作农业环境中的自然天体(如太阳)、动物(包括自然界中的动物和人工驯养的家禽家畜)、植物(花树、四瓣花、莲花、缠枝纹、稻穗等),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场景(如祭祀、乘舟、牛耕、乘骑、喂马、观斗蛙等),再现了一个个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场景。铜鼓的纹饰主题包罗万象、内涵博大深远,稻作农业生活为其创作和创新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文化元素。 稻作文化为铜鼓文化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稻作文化提供了稳定的农耕定居条件,物质生存资源的充足,使铜鼓铸造这一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协同创作有了物质基础。在人力层面,稻作农业的发展,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定居生活,使得手工业者得以从食物生产者中分离出来,从事专门的铜鼓铸造工作。有了专门的铸造匠人,铜鼓铸造这一技术水平难度较高的精细专业化工种才能存在并持续发展。在矿料来源层面,稳定的稻作农耕孕育和供养了地主庄园经济,使得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保障的金属矿物的获得和冶炼成为可能。绝大部分铜鼓是合金铸成,铸造时需要不同配比的铜、锡、铅金属。矿产资源的获取在古代社会属于重大资源调配行为,没有一定的经济甚至军事实力支撑是无法完成的,而稳定富足的稻作农耕生活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在铸造技术层面,稻作农耕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对金属农业生产工具的需求,农具由石制到铜制再到铁制,采矿、冶炼和器具铸造的水平在不断提高。金属开采利用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为铸造铜鼓这一大型金属器物提供了技术基础。 记者:壮族民间在收藏铜鼓时,常有将铜鼓倒置盛满稻谷的习俗,人们认为此举为“养鼓”,以防稻谷飞跑。东南亚的铜鼓也有相似的用法,那么,广西的铜鼓文化与东南亚的铜鼓文化有着怎样的渊源? 陆秋燕:广西与东南亚一衣带水,是我国西南重要的出海通道。百色、崇左、防城港三市与越南山水相连,陆地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广西与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自古以来交往密切。广西作为铜鼓文化“大本营”,东南亚也是铜鼓文化流传的重要区域,二者在铜鼓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从铜鼓的分布情况来看,广西和东南亚都是铜鼓文化分布的重要地区。广西是出土、使用、收藏铜鼓大省(区),至今发现有从春秋晚期到清代末叶的铜鼓,八大类型齐全,其中,以广西地名命名的铜鼓类型有冷水冲、北流和灵山三型。根据2014年全区铜鼓调查资料表明,广西文博馆(所)现收藏有古代铜鼓772面。据不完全统计,广西民间收藏保存的铜鼓约1500面,总数量为世界之最。东南亚也是铜鼓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之一。越南、缅甸、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铜鼓的出土和发现。
北流型铜鼓鼓面云纹。王梦祥 摄 二、从早期铜鼓的流传来看,某些鼓型可能存在渊源关系。由于广西和东南亚存在着地理上的毗邻关系,因此在铜鼓类型的分布上有相同的部分。如广西出土的古代铜鼓以冷水冲型、北流型和灵山型三大巨型铜鼓为主,而在越南出土的古代铜鼓中,也发现有形似冷水冲型的“东山铜鼓”晚期鼓,以及形似北流型和灵山型的黑格尔Ⅱ型和类黑格尔Ⅱ型鼓。越南迄今为止收藏的铜鼓中,Ⅱ型鼓50面,仅次于出土数量最多的Ⅰ型鼓。越南南边的老挝也出土了5面。而麻江型铜鼓,也就是黑格尔IV型铜鼓,在越南和老挝也有发现。广西和东南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文化、技术和人员之间较密切的交流和往来关系,东南亚一些铜鼓收藏家也收藏着从广西流传过去的铜鼓。万辅彬教授于2003年对越南出土的56面铜鼓进行的铅同位素分析表明,有6面铜鼓的矿料来自中国,而贵港出土的一面“东山铜鼓”则使用了越南矿料铸造。 此外,广西铜鼓(以前文所述三大型铜鼓为例)与东南亚铜鼓在造型和纹饰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铜鼓造型多见三段式鼓身、以青蛙为立体装饰等等。 三、从铜鼓使用习俗来看,广西与东南亚铜鼓文化存在着相似的社会文化功能和用途。它们都被用作乐器为歌舞伴奏,也作为礼器和法器用于各种祭祀场合,同时还作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彰显主人的身份地位。如在广西天峨,宁氏族人迁至都隆后,购置了12面铜鼓,被视为当地最大最兴盛的家族。根据韦丹芳的调查,对于老挝的拉棉人来说,铜鼓是富人装载财宝的“聚宝盆”;在缅甸的一些克伦族中,铜鼓常被当作赎金和聘礼。时至今日,我国西南部地区的壮、瑶、苗、彝、水、布依、毛南等民族,以及东南亚地区克木人、克伦人、苗族人、佤族人、倮倮人、泰族人仍然保留着铜鼓使用习俗。广西与东南亚的铜鼓习俗有相似的地方,铜鼓一般集中使用于丧葬、祈年祭祀、传统节庆等场合。如广西红水河流域的壮族蚂壀ਊ⧥�謹㩛詡ꣀ᤺䨰礸민즘露১�襹䤻ꥼﯼ맙⩂㥝�羚凉䥆쥎椸馜觚䢀쩾馗墀�줸ॹ䤸ॺ槚䢀짥詛訊⢀�증맥�짔祥㨀ᥰᥛ䦈सड़襜詓쩼㩼㧂駚䤼䥥露먽�쨽�짥覱⥤驙�穛诼즃�꩗䯼줿�᥅�쥅䦗ꣀ᤺䨰礸룀⥹逸零㦱䩃�飀䩩죀ᥤ祌槭饜榗茶䤼秺奅觥楯榴멙䤼৻見⦗墀짥�稊⢀�즉㩓쩼㦘見⦗妜練䧚䩇�ᦴ륊裀⨀즲㦱्礸駑榗樂訑짤줸�㩓쩼㯼쥹橅�覎婟㦜覡楒짚㣀⨀쥜褸쥍示ौ짼委襌穃襱᥌䥅뤼椺襩ꧤ쥒줸稑줸�倫詓쩼㯼줺ꦴ⧚䥾襤ꩃ訐�覱⩛覗椹嘆㩓쩼㨈륂㦗鷺ꥰ橓쩼㧔褺夿ᥒ쥥魯ࣀ⩓쩼㥐즗椹諸먮䤸ꦘ列駁妀秚䩇�诼쨢륹靈륜ऽ倫襜襮륻祒쥯ꥺ駚䧥�ऻꥼ露�쥦⧚祮䦯凉䤸짚䦘娀夻ꥼ᥇䥇ਈ馸訡줻ꥼ᧙륟ꤻꥼﯼ줻奏餽륯ꤸ짚䧎餽릛䨡㤻ꥼ륹⨊⧥触碌ꥼ吝驇�祺楅裀⼯p>
南丹白裤瑶打铜鼓。广西民族博物馆供图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广西和东南亚的铜鼓习俗都表现出与稻作农业的密切关系。除了太阳纹、鸟纹、稻穗纹、云雷纹、蛙塑像等共同使用的纹饰和装饰,上述打铜鼓祈年、求雨等铜鼓祭祀活动即是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产,这一诉求在两地之间是共通的。 记者:铜鼓上的青蛙装饰、飞鸟纹饰与稻作有着怎样的关系? 陆秋燕:青蛙是铜鼓上常见的立体装饰。装饰有青蛙塑像的铜鼓类型主要有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和西盟型。在壮族的民间传说中,青蛙是雷神的儿子,是雨的使者,青蛙鸣叫是下雨的前兆。在稻作农业生产中,青蛙是益虫,且能昭示天气的好坏,因此人们将青蛙视为神明,铸在铜鼓上。铜鼓上最普遍、最广泛的立体装饰是青蛙塑像,除了早期的万家坝型铜鼓、石寨山型铜鼓和麻江型铜鼓没有青蛙塑像之外,其余的铜鼓都有青蛙塑像。各类型铜鼓的青蛙塑像在造型和工艺上并不相同,有的是瘦小无纹;有的是形体硕大,身披纹带,十分华丽;有的是2蛙或3蛙累蹲。学者们认为,铜鼓上的青蛙塑像代表着两种意义的“生产”,一种是对农业生产的丰饶、一种是对于族群繁衍和生存的热切渴望。一方面,青蛙是雷神的儿子,因此有呼风唤雨的强大威力,冷水冲型铜鼓青蛙塑像背上装饰的稻穗纹更是将这一意象巧妙地通过艺术手法传达出来;另一方面,青蛙同时也象征着强大的繁殖生产能力,累蹲蛙便是古人生殖崇拜的另一种表达。
冷水冲型铜鼓鼓面蛙饰。广西民族博物馆供图
石寨山型铜鼓鼓胸羽人划船纹。王梦祥 摄 鸟是铜鼓纹饰中的另一个重要装饰主题。鸟是骆越先民的图腾,羽人纹中的羽人化妆成鸟儿的形状,为的是在外形上尽可能模仿鸟,体现了对鸟图腾的崇拜。古文献记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又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骆民”。石钟健先生认为骆民即是鸟人,骆田即是鸟田,因此鸟的形象和稻作民族、稻作农业很早便密切相关。分布于越南中北部的早期居民亦为骆越人,分布于泰国、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的寮人,都与崇拜鸟图腾的部落有渊源。鸟的形象出现在多种类型铜鼓上,如石寨山型铜鼓鼓面的“翔鹭纹”、羽人纹、“鸟舟”,冷水冲型铜鼓上的翔鹭纹和立鸟塑像,灵山型铜鼓鼓面的鸟纹、鼓足或鼓腔内壁的立鸟塑像,西盟型铜鼓上的鸟纹等等。鸟的形象有长喙、长足、长翅的鹭鸟,有圆润可爱、宛如小鸡一般的小鸟,也有写实灵动的立体塑像,不一而足、姿态多样,表达了铸鼓民族对鸟图腾的喜爱和崇拜。
冷水冲型铜鼓鼓面牛拉撬立饰。广西民族博物馆供图 记者:在稻作文化中,铜鼓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陆秋燕:铜鼓在稻作文化语境中,主要满足人们对农业生产和人口繁衍两种生产的追求。人们赋予铜鼓以神力,即是希望依靠铜鼓获得神灵和祖宗的庇佑,取得两种生产的双丰收。作为一种流传了2700多年的青铜器,铜鼓成为对于使用族群而言不可或缺的“神器”。稻作文化使祈求风调雨顺、祈求五谷丰登、祈求人丁兴旺成为对于铜鼓功能的内在需求,使铜鼓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前面我们讲过的铜鼓的装饰主题,如太阳、云雷、鸟、青蛙、牛拉撬、荷耙人、禽畜等,都是对稻作农耕生活的描绘;在麻江型铜鼓鼓面上,人们甚至用铭文直接将心里的愿景表达出来,如“永世家财、万代进宝”“盘古至今、人旺财兴”,以及双龙团寿、双龙戏珠、鱼纹、马纹等,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祭祀活动中沟通人神的礼器和法器,铜鼓不仅能祈求神灵保佑农业生产兴盛,还有祈求人丁兴旺、消灾赐福的作用,甚至在死后世界,铜鼓的鼓声也能引导人们找到通往另一世界的路。 作为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历史文物,铜鼓及其文化绵延发展至今,见证了民族间和地区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而今天,铜鼓文化将继续推动民族间、地区间的创新交融,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
陆秋燕,女,研究员,云南大学民族学硕士,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博士。现任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历史研究部副主任,广西民族博物馆铜鼓研究中心负责人。同时担任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秘书长、法定代表人,中华文化促进会铜鼓文化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冶金史、科技史,主持和参与广西社会科学基金、广西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部委课题、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等课题。至今已在《Heritage Science》《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广西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国文物报》《中国民族报》等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冶金史、科技史、铜鼓研究、民族学等方面的SCI、CSSCI等学术论文和作品20余篇。
作者:河池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唐洁云/文;韦凌燕/视频 编辑:李婷婷 值班主任:韦婉灵 值班编委:权晟 阅读量: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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