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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建军:诗性智慧成就民族文化奇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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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河池市正全力打造“生态长寿市 三姐文化城”,如何认识刘三姐文化及其产生的根源和形成的环境,对进一步传承和开发刘三姐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此,本文推出“名家谈刘三姐文化”访谈报道,邀请银建军教授多角度畅谈刘三姐歌谣文化的起源及成因——
银建军接受记者采访。视频拍摄:包诗璞 剪辑:韦凌燕 记者:刘三姐歌谣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一直流传至今的壮族民间艺术文化,那么刘三姐歌谣文化的来源是什么? 银建军:我们说刘三姐歌谣文化形成的原因,就得搞清楚什么是刘三姐歌谣文化,也就是什么是刘三姐文化这个话题,我认为刘三姐文化的灵魂是诗性的智慧。刘三姐文化产生于歌化的生活,“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是一种极具诗性智慧的民族文化。它以歌化生活为基础,用形象思维为载体,以诗性的语言来呈现,以诗性的传统来维系。当这种极具诗性智慧的民族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就催生了歌仙刘三姐,这是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说,诗性智慧是刘三姐灵魂之所在,也是刘三姐歌谣文化拥有无限魅力的所在。
刘三姐歌谣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呢?它的原因是怎么样的呢?我想,无外乎就是两个原因。第一是社会原因,第二是自然的地理原因。 先谈谈它的社会原因吧!第一,宜州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宜山宜水,又宜人。它地处岭南西部,秦朝统一岭南,在岭南设立了三个郡,宜州属桂林郡范围,秦朝征服岭南没有多久就天下大乱了。秦朝当时派驻岭南的将领赵佗,趁机在岭南设立了一个南越国,国都大概在今天的广州番禺一带,这个南越国存在了93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了南越国,岭南又归属于中央政府管辖。汉朝在宜州设置定周县、汉以后县名不断迭易,称龙刚县,龙定县、龙水县不等。随着县制设置,中原的汉文化就源源不断传入宜州。在广西发展史上,中原的汉人曾有几次大的南迁,进入广西。比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宋室南渡等。明代万历年间,宜州境内发生了两次大的瘟疫。接着又是连年的饥荒,“当时死亡者十有八九”,人口减下来,田地荒芜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就通过移民,从别的地方把老百姓迁移到宜州来垦荒种植。现在一些宜州的老百姓的祖先大概就是那个时候过来的,至今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汉人的南迁和移民给宜州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当地深受其影响。
银建军参与主编的作品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和压迫,桂西北一带的少数民族反抗压迫的斗争持续不断,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历朝历代都在宜州屯以重兵。明朝初期,仅仅在宜州驻扎的士兵,就达到6000多人,6000多人在宜州驻扎,在当时是一个大规模的驻扎状态了。北宋时期,宜州旁边的环江县有一个秀才叫欧希范,因不满当时统治阶级的压迫和统治,他率众造反,后来被官府抓获,拿到宜州处斩。据说那一天同时处斩的人就达两百人之多,刑场就设在今天的宜州君怡酒店一带。当时官府在杀了欧希范后,命画师把欧希范的肚子残忍剖开,画下他的五脏六腑,绘制成图谱,上报朝廷。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人体解剖图——欧希范五脏图。可见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是多么的血腥和残酷。这些驻守在宜州的士兵大多数是外地人,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原。按照当时的规定,这些军人是没有什么薪饷的,政府划一片地给他们耕种维持生活。平时种地,战时就去打仗。久而久之他们就在当地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和当地人结合起来,他们在宜州安家的时候也带来了家乡的文化,促进了宜州文化的发展,这也是一种文化交融的情况。 宜州龙江河在古时候是可以通航的,装载几千斤货物的船,可以从宜州直达柳州或通达粤港澳。这也为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所以宜州虽然是壮族地区,但汉化的程度比较高。举个例子,它的婚俗与汉族地区几乎一样。婚姻的决定权在父母手里,结婚必须按照六礼,彩礼陪嫁都与北方相似。在饮食上,宜州人很喜欢吃酿菜,如苦瓜酿、辣椒酿、豆腐酿等,这与“无酿不客家”的汉习俗一样。这些都可以看出受汉文化影响的深刻。 第二,是外来官员对推动当地文化的融合,促进社会的开放和进步也作出了贡献。自唐贞观四年(630年),至1957年的1300多年间,宜州均为历代州、郡、府、路、司、行政专署的治所。历代不少显要名流或因任职、迁谪,或因考察、羁旅而流离境内。唐代的河间王杨庆,汉阳王李倏,左武侯大将军郑元如及吴怀忠均曾任宜州刺史,驻节此地;宋度宗赵禥为皇子时,曾任宜州观察使,继为节度使,太师韩侂胄曾任宜州观察使,杨家将之一的杨文广,武经大夫云拱,诗人张自明都曾为宜州知州,一代名臣、文学家赵抃任宜州通判时为士子讲学,诗人、书法家黄庭坚谪居宜州时常为地方人写字、教授诸生。明代徐霞客曾到宜州考察了30天,在其所著《徐霞客游记》中,对有关县境名胜风物的记载占21页,计两万多字。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迁驻宜州,办学一年多,竺可桢、丰子恺、谈家桢、苏步青、马一浮等大批文化人相继咸集。这些对促进宜州的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宋朝到清朝,宜州地区州有州学,府有府学,县有县学,在实行科举制度1300多年间,宜州地区考中进士有41人,举人255人,贡生386人。其中北宋三元及第(即乡试、会试、殿试)的冯京更是出类拔萃。所以宜州读书人多和外地官员到宜州来办学传播文化有密切关系。宜州为什么叫府呢?据说与南宋朝廷的第六个皇帝赵禥在宜州当过官有关。宋朝时期,州和府是有点区别的,一般和皇室有关系的才能把这个地方叫做府,否则只能叫州。因为赵禥是皇帝,他当年在宜州当过官,所以宜州就称庆远府了。此外,其他文化如宗教文化渗透,在宜州也很深,也很盛行,这里就不多说了。
银建军编著的作品集 在刘三姐歌谣中,我们会看到一个突出的现象,很多歌谣是用汉语唱的,或桂柳话,或百姓话(土拐话),从唱词到字数,歌行、句排都明显带有汉歌谣的痕迹,即使是很多用壮语唱的歌谣中,这种现象也随处可见,连一些基本的唱腔都存在着汉化的现象,如悠扬动听、略带哀婉、极富穿透力的著名唱腔——三板腔,据笔者初步研究,极有可能与当年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有密切的联系。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刘三姐歌谣文化的产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不仅是壮族的,还是多民族文化互相融合,互相交流,互相渗透而产生的文化结晶。可以说,是广西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壮乡土地上开出的一朵绚丽的文艺奇葩。 记者:刘三姐歌谣文化的起源主要体现两个方面,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大部分专家学者表示,歌谣文化会催生古代文明集群形式——歌圩文化,使先人们有相互交流、倾诉和激励的平台,促进了刘三姐歌谣文化得以存在、传承和发展。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银建军:我们要说刘三姐歌谣文化,就得说刘三姐歌圩。刘三姐歌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歌圩与宗教。看过壮族歌圩的人,往往都会被歌圩宏大的场面、热烈的气氛所吸引,也会被壮家青年男女们动听的歌声和缠绵的情感所迷醉,还会被他们那敏捷的诗才和机智的应对所折服。歌圩,可以说是壮族人民所喜爱的文化活动之一,也是吸引游客的旅游活动之一。 中国民俗学家钟敬文老先生曾讲过“刘三姐是歌圩的女儿”。我们谈刘三姐文化,不能不说起歌圩,歌圩缘于什么地方?就是它怎么起缘的?怎样变化的呢?要了解它的历史轨迹,不得不把眼光投向那个开辟鸿蒙的原始时代。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科技的落后,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于是,就产生了祖先的崇拜和天神崇拜的思想意识,随着这种思想意识的产生,原始民族的一种主要活动:祭鬼神、祭祖先也就产生了。 闻一多先生曾说过,古代社会有句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把“祭祀”看成整个氏族生死攸关的大事,每当祭祀的日子,全氏族的成员往往全部出动,抬着祭品载歌载舞向神祷告,向祖先祷告以求得到一种扶持,把整个氏族血缘有关的民众集中在一起,把成百上千的人集中在一起,大家又唱又跳,场面宏大,气势热烈,这是原始宗教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原始宗教的这一特征,我们就想到了歌圩。壮族歌圩最显著的特点:群体性和整体性。每一次歌圩往往聚集不下千人,有时多达上万人,形成一种宏大的热烈的场面。没有这种场面就谈不上歌圩,只能称为一般的对歌活动。据统计,宜州历史上曾经有90多个歌圩,这些歌圩大多是在田野,山林的边上,逢年过节都很热闹。在这样的歌圩当中,不仅聚集着壮家年轻男女,还有老人与儿童。“岁岁歌行四月中,欢聚白叟与黄童”,是古代一位壮族诗人对歌圩的描绘。这种群体性和整体性特征与原始的宗教活动有关。由此可以看出,壮族的歌圩与原始宗教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歌圩的第一个特征,它的群体性和整体性。
第二,歌圩的特征就是它的歌唱性。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唱得好来,唱得乖啊,唱得神仙出蓬莱,唱得观者开口笑,唱得菩萨脖子歪。”歌圩就是要唱歌,而这一特征也与原始宗教是有关系的。鲁迅先生曾经讲过,“因为原始民族对神明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鲁迅先生在这里讲的歌颂、赞叹就是歌唱的含义。因为原始人对他们敬畏的神,除了用美味的祭品来供奉,还要唱优美动听的歌来颂扬他,取悦他。这就有了歌唱。而这种歌唱,人们就称之为巫歌。比如《楚辞》里面的《九歌》,现在都认为它是楚国这一地方人们举行宗教活动时所唱的巫歌,是带有宗教性质的歌。如《九歌·湘夫人》,其中湘君和湘夫人就是一对配偶神,在互相的赠答,互相的唱和,以表达他们真挚的爱恋之情。《九歌·湘夫人》这样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男子答道:“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讲:“湘水之女神降落到河边北边的沙堆上,眼睛在眺望着远方,眼神带着淡淡的忧伤:他看着秋风吹来,袅袅秋风吹来,无边的落叶在萧肃地飘下,就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男子唱道:“你(女子)为什么踩上这个白色的芦苇而眺望呢?原来你是要和佳人在今晚相会。你盼望着这样的约会,就像鸟儿为什么落在青翠的芦苇上,渔网为什么挂结在树梢之上?”你想啊,把那种网挂在树上面是怎样一种心情,是多么失望的一种心情。表明男子爱慕的感情,非常的生动。一男一女在唱和,最后男女配对成双。这种唱歌的形式以现代歌曲唱、男女对唱,唱和有相似之处,当然现在所看到男女所唱的歌,内容和形式与原始巫歌有了很大的差别。但这歌圩开始形成的时候,青年男女需要表达自己内心感情的时候,他们会从巫歌中那动听的曲调和优雅的唱歌的形式中得到一种启发的灵感。借用巫歌的歌唱形式、动听的曲调,逐步演变成壮族的现代歌圩。从特征上看,歌圩与原始宗教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之间有渊源,可以说原始宗教活动是歌圩的母体。 记者:歌圩承载刘三姐文化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跟南方特别是桂西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性? 银建军:上面讲到刘三姐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如歌圩的作用。它更离不开桂西北这一个地域条件,就是它自然的地理原因。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水土一方文化。南方多山,山势起伏跌宕,连绵横亘,山中的氤氲旖旎,波谲云诡,对人的影响、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有学者认为像屈原这样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只能产生于多山的南方。在北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是不可能产生的。刘三姐歌谣文化的主要部分,我们称之为山歌。言下之意,所谓山歌就是在山里的歌,或是与山有一定关系。桂西北有许多山,山与山之间往往是可以相互呼应的。在过去,人们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村里要开会时,负责通知的人就站在这个山头说:“开会啦!”对面山的人就听见了。桂西北各个地方,山高坡陡,过去老百姓的通讯联络基本“靠吼”。在喊话时,声音要提高八度,尾音要拖长,久而久之就锻炼了人的声带。青藏高原的歌手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唱歌,我们南方人在青藏高原恐怕呼吸都困难,更别说唱歌了,但他们从小就有这种生理基础。这就是地理生态原因造成的。我们桂西北人民生活的地方大都是一块块洼地弄场,周围被山围起来。你想啊,人要在洼地弄场里面喊一声,周围的山峰就像一个巨大的回音壁,声音互相震荡,持续往返,久久缭绕。山的回音,回声悠远,声音越高尾音越长,节奏就越明显。这个过程,本身就有了歌的韵味。百色市有一个拿了全国歌唱比赛冠军的壮族歌手,他曾经谈到唱歌的体会时说,小时候在家放羊,把羊赶到山里以后,就站在高高的石头上放声歌唱,群山回应。这是一个巨大的麦克风,反复萦绕使他的歌充满了韵味。那些去干活的路人都纷纷停下来听他唱歌。久而久之,他就出名了。然后得到名师指点,他终于走出山门,把自己的歌声带给了全国,带给了世界。 更重要的桂西北(河池)的山,造成这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人们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劳作,生活十分艰难。在劳累的时候,山歌能给他们带来欢乐,使他们的烦闷得到了很好的释放,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他们诗性的才华。鲁迅先生曾讲过,诗歌产生于劳动,诗歌和劳动是分不开的。所以,劳动带来文学、带来了文艺。刘三姐歌谣有唱:“山歌不唱忧愁多,大路不走草成窝;钢刀不磨生黄锈,胸膛不挺背要驼。”“哥在上风唱山歌,妹在下风莫骂我;因为人穷心烦多,唱首山歌当老婆。”在多山的桂西北,唱山歌是很好的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幸福。民国时期,学者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中提到,“壮乡无论男女,皆认唱歌为其人生观之主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孤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染如豕之顽民。”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这个人在村里不懂唱山歌,人家说你是笨的,是蠢材。桂西北的壮族民间认为唱山歌能够表现人的机敏,表现人灵活的性格特征。我们说山歌手都有非常敏捷的诗才。尤其是对山歌,你看他对山歌时要即兴问答,歌手们往往这个时候都是灵机创作的。他们不抄袭别人,张口就来,或者是借景抒怀,借景寓意;或是察言观色,随意起兴,有时对歌要对一些丰富的生产劳动的知识,有时回答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盘问,可以说上到日月星辰,下到山河百兽,远到三皇五帝,近到当今世界,都可能在对歌时出现,要求歌手尽快地应答。歌手没有敏捷的头脑,没有敏捷的诗才,就很应对付。因此,对歌活动就是一个大的考场,它能考察人的才智,考察人的认知能力。唱山歌的风俗,最能反映人的机智灵活的性格特征。 这是一种活泼可爱的心理,一种跳跃动荡的思维,一种飘逸洒脱的韵味,我们不妨用灵动飞扬来概括它的审美特征。可以说,这种灵动飞扬的审美特征,不是那种以粗犷、强悍,或者是以勇、以利为核心的民族性格,而是一种以灵活、机灵、敏捷的民族性格特征为基础。它的外在表现形态也不是那种激越的、辽远的、苍凉的、雄厚的、浑厚的大漠风格。它的表现形态是一种清冽优柔的意境。宋人周去非曾用“含情凄婉”来说明这种状态,清人陆祚蕃曾用“曲折婉转、呢呢喃喃”来形容。我认为这就是“绿绿的山,弯弯的水”。灵动飞扬,它表现的是一种人性高扬的结果。人们表现的是一种摆脱了神力和夹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以自由的心情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来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是一种痴情,一种率真,一种自然的流露,一种“情意缠绵忽吹断,拽过山泉又袅袅”的声响效果。 最后简单谈谈刘三姐歌谣的文化特征了,这些特征归纳起来起码有三个:即,重视生命,崇尚智慧,广纳包容。对生命的珍惜,对爱情的忠贞表达,表现与苦难和邪恶的搏斗。无时不体现在刘三姐的歌谣文化中。如:“连就连,我俩结交定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这是何等忠贞的爱情观和坚韧的生命观啊!刘三姐歌谣文化中崇尚的是智慧的人生,刘三姐这个形象本身就是一个壮族的智慧女神。千百年来,壮族人民和其他民族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广西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相亲相敬,守望相助,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刘三姐歌谣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融合,它歌颂各族人民的共同劳动,歌颂他们美好的爱情和生活。这三个特征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它用一种诗化的语言诗性的智慧传达出一种厚重的文化底蕴。 银建军,教授,曾任广西美学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壮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出版有专著、编著,担任主编、副主编等书籍近三十余部(种),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其中学术成果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两次,获广西高校教育成果奖一次。 编辑:冯敏桂 校对:覃筱宁 值班主任:谭丽娴 值班编委:黄开均 阅读量:3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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