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河池 | 罗城纪事

罗城“三尖”

　　清明节我回老家扫墓，抽空拜访县里的领导。交谈中，新任的县委张书记询问我“罗城三尖”的由来。关于“罗城三尖”，我在不少场合和文章中作过介绍。张书记对罗城文化情有独钟，对这很感兴趣，我当即给他讲了罗城“三尖”的来龙去脉。

剑江风光。罗城县委宣传部 供图

　　2005年，以国家出版总署时任署长石宗源为团长，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及我作为副团长，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法国，参加中法文化年。当时要求代表团的每个作家都要做40分钟的文学艺术讲座。我负责讲仫佬族文学。外国的讲座很开放，参与者可迟到早退，可随时提问。那天，当我介绍仫佬族风土人情时，有法国朋友举手发问：“潘先生，请您用最简短的语言来形容你们仫佬山乡的人文景观！”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我稍加思索便作出这样的回答：非常感谢法国朋友对仫佬山乡的关心与关注，我用“三个尖”来形容我家乡的人文景观：即山头尖，山水风光十分秀丽；筷子尖，仫佬族用筷子夹菜，最独特的是吃辣椒钵；笔头尖，仫佬族在中国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少数民族，十万人中拥有的大学生比例，在五十六个民族中排在第三位，而且出了不少文化名人。这个回答得到法国朋友赞扬。代表团回国之后，每位成员都要交一篇体会文章，我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把仫佬族“三尖”写在体会文章中，之后又在一些文章中多有提及。

天门山。

　　众人拾柴火焰高。一时间，“罗城三尖”悄然传开了。不少同志的文章里开始引用，还谱写了歌曲。有的文章对“三尖”作了全面、系统、完整的诠释，把“三尖”涵盖罗城全境，包括各个民族。特别是将“筷子尖”引申到罗城各个民族、各乡镇的美食佳肴，使“三尖”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宽泛，特色更加鲜明。

　　2018年，县委、县政府在研究罗城经济文化发展总体规划时，提出打造“千年仫佬，三尖罗城”文化品牌。还到首府南宁召开座谈会，得到在邕的罗城籍老乡的一致赞同，并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各个媒体对“三尖罗城”作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当年8月，《民族文学》杂志社组织多民族作家走进仫佬山乡开展采风创作活动。之后，编辑出版了《三尖罗城》文集。这是一本由多民族知名作家较为全面介绍“千年仫佬，三尖罗城”民族历史文化的文学作品，进一步扩大了罗城“三尖”文化在国内外的宣传面和影响力。

仫佬美食。罗城县委宣传部 供图

　　座谈会末了，县委领导同志希望我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来表述“三尖”文化。对此我没有认真思考过，感到有些为难，但盛情难却。于是，临时抱佛脚，提出这样的建议。罗城“三尖”：山头尖，奇峰林立，直如刀剑，风光秀丽；筷子尖，盛产美食，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笔头尖，崇文重教，勤奋好学，文人辈出。广告词：山尖之下有美景，筷尖之下有美食，笔尖之下有美文。在场的县领导都表示认可！

　　罗城“三尖”是力图用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化符号，构建一个清晰的罗城地域文化性格烙印，易记、易讲、易传。但从大文化的视角考量，不应该仅停留在对风土人情、人文景观的简单介绍上，而应从一个少数民族文化性格上审视广西地域文化，纳入桂学研究的范畴，以此为例，提炼概括出广西区域文化的精辟语言，这无疑是一种扩大地域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创新。

文坛“三老”

　　读高中时，我们班上有位姓周的同学，家住龙岸街上，常常对我们说，他们周家出了个大文豪——周钢鸣。那时，我对周钢鸣这个人知之甚少，不当回事。上大学以后，听班上同学讲起他们家乡的文化名人，头头是道，我很是羡慕。后来，我特意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看看广西有哪些文化名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其实广西古今也出了不少文化名人，只是我孤陋寡闻，一概不知，深感自愧。在查阅资料中，了解到周钢鸣老先生的一些情况。

周钢鸣

　　周钢鸣先生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比较活跃的作家，抗日战争时期，他写的《救亡进行曲》在全国广为传唱，成为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名噪一时，还曾作为新中国的备选国歌之一。周老先生1909年出生，罗城龙岸镇人。少时勤奋好学，读过5年私塾。1925年，16岁的他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七军独立团当上士文书，翌年夏随军北伐。从军期间接触了“五四”文艺作品，爱好上文艺。1929年弃甲从文，到上海从事进步文化工作。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在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当记者，之后便一直从事革命文化宣传。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广州市文管会文艺处副处长、广东省文教厅新闻处处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委委员、华南文联副主任委员。1951年调回广西，任广西省文化局局长，后兼任省文联主席。1976年返回广东文艺界领导岗位。曾任《人世间》《作品》等多家杂志主编，后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东分会主席。是中国文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第四届政协常委。周老先生从艺数十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他着的长篇小说《沉浮》在中国文坛颇有影响。

　　我算是周老先生的晚辈，与他从未谋面。但对他的为人处世，文韬武略十分敬佩。无独有偶，他就任广西省文联主席五十多年之后，我也任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主席。他在广西文联任职期间为广西文艺复兴做了不少好事实事，都清楚地记录在文联历史档案之中。当人们议论广西文艺发展史时都说，广西文联先后11任主席，罗城籍就有两位。这也许是对罗城“笔头尖”的一种赞扬！

　　我特别喜欢周老先生的散文，他1941年写的《正义战争与文化创造》是一篇哲理性散文，文章描述苏联文艺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广泛活动，不仅成为反法西斯的战斗号召，同时在战争中提高了文艺的创造力和对于文化遗产的珍视与精研。主张“把斗争、艺术、生活三者融合起来，彼此给以丰富与深化，锻炼和砥砺，滤净和凝固，相互的影响和作用，形成饱满和泉涌般的创造力”。文章还结合中国抗日根据地，充分发挥抗日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文化工作中，同样把战争、文化、生活三者融合起来，突显出在战争中对文化艺术方面无比的创造力。他的结论“人类进步的文化的创造有机的结合，而人类的进步的战争，亦即是创造人类进步文化的一个血的浸润和血的灌溉的过程。因此人类正义的进步战争就是艺术”！

　　文章写得短小精悍，语言犀利，文笔流畅，很有思想性、说服力和战斗力，充满智慧和力量。真正好的散文里，一切形象都是新鲜的，情景是动人的，具有独创性，语言鲜活，思想敏捷，给人以启迪与哲理收获。相信所有读过周老先生作品的人，会有同感。

曾敏之

　　八桂文坛还有一位罗城籍的老前辈——曾敏之。曾老先生是罗城黄金镇人，1917年出生，自幼聪明过人，15岁就出任小学校长，16岁赴广州半工半读，并开始文学创作。1940年起，开始报人生涯，先任《柳州日报》副刊编辑兼采访部主任，后任《大公报》记者，投身抗战，奔赴战地采访。当时他写、编、发了大量军事、政治和社会性报道，很多都是轰动一时的独家新闻。他采访周恩来后，写成的专访《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是中国新闻记者首次以大量翔实的材料，述评了贯穿抗战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真相与经验，并以文字向世人披露伟大政治家周恩来鲜为人知的革命生涯和哲人风范，在当时产生极大的轰动。一时间，曾老被人们赞誉为“江南才子”。

　　曾老数十年的报人生涯和文学艺术创作，锻炼了他敏锐的新闻触觉和深刻的时事洞察力及政治判断力，凭着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与文采斐然的笔触，撰写文学着作和理论专着，先后出版了三十多部着作，可谓着作等身。曾老的文章立意高远，结构严谨，情感真挚，文字老辣，语言犀利，篇幅适中。我读过他的不少作品，都有言近旨远、语浅情深、韵外之致、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不愧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笔耕不辍的学者、导师、文学大家，让人顿生钦佩、崇拜之情。

　　我虽是晚辈，但与曾老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末便有交往。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工作时，他正好在香港《文汇报》任代总编辑、文汇出版社总编辑。他每次回广西探亲和指导工作我们都能见面。老先生为人谦逊宽宏，性格开朗，耿直热情，喜怒常形于色。他看不惯那些胸无大志、不求上进，生活和工作中患得患失、贪图享乐的人。他常推心置腹地和我交谈，对于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毫不留情地批评，尤其对当时文风不正更是深恶痛绝。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为政不在多言，而在躬行实践。如今八股风盛行，讲话、写文章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很多是套话、空话，让人感觉千文一面的‘正确废话’，这种风气不整掉，何谈文化之振兴。我们是老乡，恕我直言，你作为领导，要领头倡导好的文风！”这些话多少年来一直在鞭策着我去更好地从政行文。

　　曾老一生钟情于新闻事业和文学创作，他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极其深厚的情感。他发起创建了香港作家联合会，后又筹备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亲自担任会长。80多岁高龄，他依然在香港与广州两地主持香港作家联合会活动，组织两地作家进行文化交流。2003年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敏之先生荣誉勋章，表彰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及推广中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对曾老先生几十年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创造的业绩和声誉，每一个罗城人、广西人都会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包玉堂

　　包玉堂，上世纪50—70年代在中国诗坛曾盛名一时，广西民间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个真实的故事，1971年春天，我和包老去宜山县（今宜州区）看望一位文友，中午我们想找个地方休息，但找了好几个旅社，都因不夜宿被拒绝安排房间。后来到了一家，我自报家门，说是陪同着名诗人包玉堂来宜山采风的，包诗人中午想休息一下便去罗城，服务员一听说是包玉堂，二话不说就给我们安排了房间。可见老包当时的名气有多大！

　　包玉堂先生，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着名诗人，仫佬族第一代作家。1934年出生在仫佬山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因家境贫寒，他从小便给有钱人家放牛，10岁才开始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他15岁参加工作，当上一名小学老师。老包自幼就在歌海里长大，跟着大人学唱歌、学编歌。凭着他对仫佬山歌的一片钟情和勤奋，编写了不少歌唱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唱清匪反霸斗争、土地改革、社会新生、新面貌、新风尚的仫佬族民歌，初显出他的文学天赋。新民歌传遍了村村寨寨，受到当地领导的表扬，引起人们的关注。之后他创作热情高涨，从山歌台、黑板报到报刊杂志，从编新民歌、写通讯到写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各个门类、各种文体全方位进行文学创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年7月，《宜山农民报》连载了包老的第一首长诗——《谢豪光》。1956年6月，《广西文学》刊登了他的长诗《虹》，接着被《人民文学》转载，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同年，《虹》被收入全国《诗选》，包玉堂一举成名。1976年专送毛主席看的《诗刊》第二期大字版，选入的30首诗中就有包老的一首。可见他当时在诗坛中的影响。至此他登上了新中国诗坛，成为仫佬族第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

　　艺术从来都是发挥个性的广阔天地，诗人更喜欢在这样的天空里自由飞翔，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仫佬族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一直生活在偏僻贫穷落后的山区。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仫佬族人民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仫佬山乡面貌日新月异。诗人包玉堂是这些变化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他用真心、真情、真实的诗句描绘着家乡生动感人的情景，道出了仫佬族人民的心声，引起社会的共鸣，这是包老诗歌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爱情与诗歌同样具有艺术的趣味。“走坡”是仫佬族青年相亲和恋爱的习俗，青年人的爱情生活，更加自由美好。诗人包玉堂撷取走坡的感人场景，创作了长诗《仫佬族走坡组诗》，真实、形象、风趣描述了仫佬族男女青年独特的寻情觅爱如诗如画的全过程。这首长诗在当时很火爆，得到国内外诗界的好评。对于诗歌创作来说，不论如何想象，写人世间从未有过的景象，都可以写得真真切切，且其中绝无一点虚构的成分。老包的每首诗都是他生活、生命体验的结晶，语言、情境浸透了作者的真诚。因此，他的诗受到诗歌界的特别推崇。

　　包玉堂先生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是广西最早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之一。着作等身，着有诗集《虹》《歌唱我的民族》《凤凰山下百花开》《在天河两岸》《回音壁》《清清的泉水》《春歌不歇》《红水河畔三月》《乡情集》《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包玉堂卷》，散文集《山花寄语》等，是剧本《刘三姐》执笔者之一，主编《南国诗丛》《繁花诗丛》《芦笛词丛》《仫佬族民间故事》等。1960年被授予全国新闻、文教、卫生战线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被授予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称号。

　　我和包老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他在文学艺术界是老前辈。我能踏上文学艺术之旅，与他的热心帮助、真情鼓励、尽心指导分不开。我大学毕业后回县里工作，当时只写些民歌、短文和民间故事，他每次回家乡都和我聊聊文学创作。他说要敢写、多写、大写，并用他成长的例子鼓励我，同时推荐我的一些作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我的第一本诗集是他筹钱收录《南国诗丛》出版的。他曾为我的着作写过序言，写过评论。包老先生是我的老乡、老友、老师、老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