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河池 | “河池作家群”如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多渠道实现河池作家群可持续发展

□ 钟世华

对于河池作家群，我想从可持续发展方面提几点拙见：

第一，作家群的命名，要有一个明确的名称。目前，对于河池作家群，学界的命名既有“桂西北作家群”，也有“河池作家群”和“河池文学”一说。对于区域文学来说，我的建议是直接用地名来命名就好了，就叫“河池作家群”。

第二，建议与广西民族大学或河池学院等高校深入合作，依托高校的人文教育和教学科研资源优势，进一步为“河池作家群”的研究搭建交流平台和提供智力支持。一是设立“河池作家群研究院”。目前，广西民族大学已成立“东西研究院”，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院的功能和范围，把河池作家群也一起纳入研究，从理论、学术、研究等方面，助力“河池作家群”。二是设立“河池作家群论坛”，每两年（或不定期）举办一届，一届一个主题。三是通过设立招标课题，由区内高校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和青年评论家参与研究，全方位、持续性地对“河池作家群”展开研究，待条件成熟后，可在名刊上开设“河池作家群”研究专栏。四是邀请全国知名评论家为“河池作家群”作家作品撰写评论和作家论。

第三，继续充分用好《民族文学》创阅中心（创作基地）平台。目前，《民族文学》在河池市运行的创作基地有13个，河池市《民族文学》创阅中心实现了全覆盖。河池作家群中不少作家在《民族文学》上刊发过作品，且事实证明，创阅中心的成立，对于助推河池作家群起到了良好的效应。建议进一步深化合作，重点推介新生力量，配发名家的短评，培养文学新力量。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举办重点作者名刊改稿会，培养基层作者，提高创作水平。

第四，实行相关扶持制度，着重培养具有冲击力的青年作家。一是实行导师制。可借鉴广西作协实施的“1+2工程”，每年招聘国内知名文学刊物的主编、副主编担任文学创作导师，和本土作家结对子，做到“传帮带”，让年轻作家的创作水平得以提高。二是实行签约作家制度。从时间上保证作家的采风、创作时间；从资金上对影响大的文学作品和作者进行扶持和奖励，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五，每年编辑出版一本《河池作家群》年刊。继《金城》《红水河》《河池文学》的停刊，目前河池市可发表作品的刊物仅有《河池日报》“红水河副刊”，缺少发表的平台。《河池作家群》年刊的创办，一来可为作家提供发表平台，二来也可为关注河池作家群的评论家提供平台。

2022年，河池市委、市政府已制定《河池市壮大“河池作家群”实施方案》，启动“刘三姐文学艺术奖”评选，由市财政每年落实200万元经费支持本土文艺创作，这些政策的落地，让广大作家看到了曙光和希望。

一个作家群体，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要在数量上、质量上、影响上有足够分量的作品为基础，一个群体才能真正进入文学史。

河池作家群的定位与传承发展

□ 欧造杰

河池作家群是广西最具本土地域色彩的文学流派，在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河池作家群已经成为文学桂军的中流砥柱，成为河池市重要的文化现象和品牌。

新时期以来的河池作家群形成多个梯队，结构合理、人数众多、实力不俗，对河池作家群的基本定位有三个方面：

首先，河池作家群是文学桂军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河池作家群中出现了一批广西文联和作协的领导，发挥了文坛领袖的作用。周钢鸣、潘琦、蓝怀昌、东西等以自己丰硕的文学创作成果而树立了榜样的力量。其中，潘琦在新时期发挥了组织领导的核心作用，有力推动了广西文学的进步与繁荣。东西在1997年、2023年分别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打破了广西文学的新纪录。

其次，河池作家群是广西最具本土地域色彩的文学流派。河池市是一个以山区为主的城市，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较为恶劣，形成了河池文学鲜明的地域风格和文化魅力。同时，河池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具有独特的民情风俗和文化特色。河池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了丰富的地域和民族文化内容。

最后，河池作家群的作品充满生机而风格各异。作家们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与影视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有较为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识别度。市内各县（区）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体，如都安作家群、天峨作家群、罗城仫佬族作家群、环江毛南族作家群、东兰作家群、巴马作家群、凤山作家群等，构成了色彩斑斓的文学画卷。

在当前的背景下，河池作家群同样面临着人才匮乏与断层的现实问题，其可持续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努力：

一是完善人才培养制度，扶持文学青年。鼓励河池作家竞聘作家签约制，同时，以老带新的方式指导青年作家，举办文学创作讲习班、支持青年作家到鲁迅文学院进修，不断提升创作水平，协助他们出版作品集。

二是落实文学精品创作和奖励机制。2023年初，河池市召开了文艺精品创作研讨会，市委宣传部出台了《河池市壮大“河池作家群”实施方案》，各县（区）也开会制定了一些鼓励文学创作的政策，下一步主要是去执行，使帮扶作家的政策落到实处。

三是作家的转型和创新发展。一方面，老年作家坚持写作，延长写作生命；另一方面，可以关注网络文学青年，吸收他们加入作家协会，不断壮大河池作家群的队伍。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利用网络新媒体传播河池文学，推介河池青年作家。河池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要加大对河池作家作品的评论和研究工作，为河池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学创作中的地方色彩意涵

□ 谭为宜

如何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站好定位，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每一位河池作家面前的问题，我作为作家协会和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成员，同样也有义务做这些思考。

我试从文学创作的民族性辩证思考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总书记这段话充满了辩证性，我们既要“不忘本来”，又要“吸收外来”，同时还要“面向未来”；既要立足于中国特色，又要“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由此才能使我国文艺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这一理念对于我们的文艺创作有着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我从事高校文学教育和鲁迅研究，总书记这段话使我想到了广为流传的一句所谓鲁迅先生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长期以来，曾被无数次引用，传播率极高，但是查证不到出处，或许有以讹传讹的成分。

《鲁迅全集》的《且介亭杂文》一文中有句颇为相似的话：“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这段话出自鲁迅致青年木刻家陈烟桥的一封信，写于1934年4月19日，主要是谈木刻创作的，顺便涉及了文学。

那么，对于鲁迅先生这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我们的文学创作要有文化自信、民族自信，要善于表现地方色彩，要为时代讴歌的同时，也要为地方民族、为本土人民呐喊。单从小说来看，《波努河》《没有语言的生活》、“瓦城三部曲”、《顶牛爷百岁史》《驻村笔记》等等，已经有榜样在前，在他们的作品中，桂西北的山川人文、民族品性、生活态度、文化脉流都得到很好的表现，他们的文学才华也正是在这样的作品中展示出来。

第二，鲁迅先生的原话与流传的那段话的区别在于，鲁迅先生本意是用或然的逻辑判断，严谨地表达了文学创作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而误传者是用必然的逻辑判断，“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显得主观、武断、极端化，容易误导作者追求一种极致的另类，或偏执于展示“地方色彩”或者民族色彩，从而走上只要是地方色彩或民族特色的就一定是世界的误区。

第三，“容易成为”显然还暗示了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还只是“成为世界的”条件之一，就像我们说，“努力创作，容易成为作家”一样，并非说努力创作了就一定能成为作家，还需要其他的条件（比如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形象思维能力、生活观察能力以及借鉴与超越的能力等）。最直接的答案就是用拿来主义的思想和眼光，对于具有“地方色彩”的素材进行选择和组合，撷取与时俱进的元素，挖掘出具有人文光彩的细节，揭示出大时代光芒的本质性内涵。否则“地方色彩”只是成为一种摆设、一个道具。

第四，“容易成为”就意味着这也并非是作家的唯一途径或不二法门。对于作家而言，作品中具有“地方色彩”或者民族色彩获得成功也是不争的事实。

基于此我认为，河池作家们：需厚积薄发，不过于追求效率。精益求精，包括构思、布局、用笔的精与巧。文化自信与虚怀若谷，坚持“拿来主义”。大胆尝试，成功的作家是在不断地突破中成长的。继续激励先进，奖掖新人，促进高原的形成和高峰的隆起。与时俱进，写出河池气派、广西气派、中国气派的大作品。

文学史视野中的河池作家群

□ 陈代云

评价一个地方作家群，一般都会将以下几点作为衡量标准：第一，是否产生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第二，是否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第三，是否具有独特的文学品格。从以上标准看，虽然晚清和民国河池就产生了一批地方名流式的作家，但还不足以称为河池作家群。无论是文学界还是评论界，将周钢鸣作为河池作家群的第一代作家，都是恰当的。此后，随着曾敏之、包玉堂、潘琦、蓝怀昌、蓝汉东、聂震宁、杨克、东西、鬼子、凡一平、常剑钧、潘红日、李约热、谭自安、莫景春、黄土路、何述强、翔红、牙韩彰、费城、牛依河、荣斌、剑书、桐雨、郭丽莎等人先后登上文坛，我们在谈论河池作家群时，就有了足够的信心与底气。

周钢鸣上世纪30年代登上左翼文坛，以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崭露头角，他的成长与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事业始终连在一起。而50年代登上诗坛的包玉堂是仫佬族第一位享有全国声誉的诗人，他的成名作是以苗族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叙事长诗《虹》，但包玉堂并没有沿着这条写作道路一直写下去，而是将笔触转向现实，创作了大量政治抒情诗。周钢鸣和包玉堂都写出了时代风貌，但同样受制于时代风云变幻的影响，当时代的共鸣逐渐隐退后，如何赋予河池作家群以独特的个性，才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应该关注的问题。

从行政地理的角度去设定河池作家群显然是不科学的。从自然地理看，河池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壮、汉、瑶、苗、仫佬、毛南、侗、水等多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超过百分之八十，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习惯和文化心理，因此，“河池”是一个具有文化自足性的地理单元。新时期以来，河池文学体现的正是这种自足性。虽然蓝怀昌的《将军恨》《将军泪》可以视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杨克的《红河的图腾》、聂震宁的《长乐》《岩画与河》可以视为寻根文学，但这些作品都立足于表现本土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心理，这种对河池异质性的追求，在前辈诗人包玉堂那里实际上也可以见到，只不过评论界在当时用的批评词汇是“民族性”。

上世纪90年代，民族性并不是河池作家的追求，他们带着河池这片土地深深的烙印，力求表现人类的普遍命运。东西以先锋小说姿态面世，将个人际遇与现代小说技巧相结合，幻化出一种荒诞式的表达，从《原始坑洞》《祖先》，到《没有语言的生活》，再到《耳光响亮》《后悔录》和《篡改的命》，莫不如是。鬼子虽然也提出要规避地域性和民族性，但其追求是从地域的“小”中见时代之“大”，正因为《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被雨淋湿的河》《一根水做的绳子》等作品都呼应了90年代中后期的下岗潮，所以才在读者中引起了普遍的共鸣。东西小说常常写人性之恶，鬼子小说常常写生活之苦，这些主题和他们在河池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

作家的创作总是需要立足于一定的社会、时代、文化心理，凭空而生的文学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虽然文学所描写的世界是有限的，但这个有限的世界应该向无限敞开，这才是文学的应有之义。

新世纪以来，凡一平的小说开始从都市回撤乡村，他连续出版了《上岭村的谋杀》《蝉声唱》《上岭村编年史》《顶牛爷百岁史》《上岭恋人》《四季书》等多部小说，以“上岭”为中心，力图构建少数民族的伦理道德和精神谱系。与上岭不同，李约热小说中的“野马镇”则是一个混沌又生机蓬勃的乡村世界，表现了他对芜杂生活的体验。潘红日浸淫于基层官场生态的描写，近年来则主动将自己嵌入时代，反映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广阔生活，杀出了一条写作的血路。由此可见，只要作家不脱离生活，保持艺术的定力，总能在个人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的主题之间寻找到平衡的张力。

如今，河池作家群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历史，在总结其成功经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河池作家的断层、文学批评的羸弱，是当前制约河池作家群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